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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也出了怪事:下水井盖和道路的隔离板常常在夜里失踪,无法解释。当局很怀疑这是当地一些收购废钢铁的人干的,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。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上废铁价格的飞涨有关。到2004年春天,一吨废铁已经卖到了一盎司黄金的价钱,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这波热潮的策源地。相对于购买贵重和稀有的金属矿石而言,中国人更热衷于低价回收废旧金属,以满足自己工厂不断膨胀的需求。2002~2004年,中国从外国收购的废旧金属总量翻了一番,美国是主要的卖家。北京已经超过韩国和土耳其,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废旧金属的最大进口商。总体来说,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。相反,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(1945~1973年之间的“光荣的30年”)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(50和60年代);90年代,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,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。然而,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。实际上,“雁行模式”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,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。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,转交给新的后来者,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。与传统案例相比,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,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: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、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,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,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、强烈的“创造性的破坏”。还有,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,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?为了补充那些被“中央吸血鬼”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,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、服务和职业吗?从目前来看,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。电子游艺送彩金在北京,人们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诊断。共产党领导人深信,如果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,那就是中国。中国人可能还不具备赫鲁晓夫那样的自信,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曾经许愿,从70年代开始就能超越美国。但是,中共领导人的雄心其实也不小。他们深信,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打上越来越深的印记。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曾经说,中国现在别无选择,只能“与狼共舞”,要了解美国,接受它的规则。然而这支舞不会跳个没完没了。

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,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。不过,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,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——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%的速度提高。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,比如货币倾销,即汇率定得过低;又如社会倾销,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;金融倾销,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;还有低价倾销,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。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,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。但是,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,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,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。由此可见,小小的旺达真的是“中国制造”吗?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“中国组装”更为准确。它就是在中国组装,而不是制造出来的。旺达绝非个别现象,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。在许多行业里,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,一条装配线而已,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,出成品的那一段。美国公司负责设计、制造或外购零部件,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,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。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,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(从麦当劳到家乐福,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),这些都证明,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,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。从1978年开始,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%!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,要知道,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。过去25年中,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——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。1978年,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:出口很少,进口也很少。25年之后,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:产品遍及世界各地,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。在毛泽东时代,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.5%,现在则是22%!面对进攻,北京也能发起反击。在“反倾销”诉讼上,中国就选择过反击。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(用行话讲,叫“倾销政策”),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。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。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,使“中央帝国”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。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!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,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。

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(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),有着独特的发动机(“超级资本主义”),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(高峰时刻)。因此,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。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,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,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。在《未来的天朝大国》的剧本中,编剧解释说,如同其他地方一样,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,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。现在,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,但随着时间的过去,差距会缩小。可是,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,又没有工会的制衡,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,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。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——日本用了30至40年,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!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,与此同时,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,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,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。可是在中央帝国,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,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。当然,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。但是就全国而言,这样的压力还很弱。在至少十年以来,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%的速度增长,但工资却基本没动,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。从卡尔·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,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首先,他提出了“后备军”的概念,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。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《资本论》里解释说,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“后备军”,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,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。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,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(如低工资、无休止的工作时间、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),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。今天的中国,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?“到2054年,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十家企业中,会有两家是中国企业。”这是壳牌石油公司前任战略专家彼得·施瓦茨应《财富》杂志之邀,对50年后的世界10强企业进行预测时非常明确地提出的观点。他认为,排在前面的企业是美国的虚拟商店——Amazon与ebay结合的产儿、全球最大的在线销售企业,以及日本的丰田(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),之后就是两条中国龙:中国天然气总公司(以上海为基地)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(设在香港)。其中,第一家是在2025年,由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天然气公司三家合并的产物。第二家,中国生物技术公司,毫无疑问将是生命科学的带头人。分子生物学革命将在21世纪初催生大规模的创新产业。在惶恐无计之中,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洲只得将这片沃野让给亚洲。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龙头老大。这片前英国殖民地将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诊所。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,从欧洲和美洲过来,在那里接受治疗,管保大家快快乐乐地活到150岁。这家集团公司还将在全世界发展连锁诊疗机构——“荣华长寿水疗中心”,在这些中心里,人们将能实现组织再生、完成美容手术和肌肉再生。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。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,直到最近为止,它基本上悄无声息。仅仅到了21世纪初,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。其实,自从1978年以来,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。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,在世界上排名第6,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,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。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。实际上,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,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(13亿),在如此长的时期内(25年),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(年增长率达到了8~9%)。另外,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——依靠外面的的市场、技术和资本——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。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·萨克斯感到叹服,他断言,“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”。

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,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“中央帝国”(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)的烙印。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: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,让·米歇尔·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,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(更确切地说是回归)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。宇航员进入太空,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;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;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,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;最后,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,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。如同大雁组成“V”字队形飞翔一样,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,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,相互之间间隔10~20年。有时,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。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,很快就占据了“V”字队形的领头地位。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——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、价格便宜、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。到70年代,一群小雁(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和韩国)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。此时,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,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,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。在东京,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、韩国拿走的小玩具。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,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,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:软件、医药、化妆品等。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,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。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,从90年代开始,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(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)加入了飞行队伍,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。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。电子游艺送彩金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,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,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,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,迅速热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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